五代藩镇在财政上的变化，并不代表其割据能力增强，实际上，正相反，这些变化反映了其割据性逐渐减弱。虽然藩镇在表面上通过截留粮税、发展屯田和贸易等手段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，但由于多次战争导致土地荒废，流民增多，税收收入减少，各藩镇的实际财富并未大幅增加。五代的连年战乱使得各藩镇需要大量军费来维持自己的军队，节度使们的财政状况相当不乐观，他们在不断寻求财富，这种现象也和他们低微的出身有一定关系，但也反映了藩镇财政的困难。藩镇之所以能够控制地方，并非因为其整体实力超越了唐代藩镇，而更多是由于中央政策的影响。节度使们普遍放弃了对本镇的经营，转而聚敛财富，这也证明了五代藩镇再度割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 五代藩镇的财政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。首先，两税截留的比例明显提高。唐代自德宗时期开始实行两税法，藩镇通过上供和留州两种方式获得财政收入。五代时，藩镇对两税的截留比重比唐代更高。虽然唐代藩镇已经开始截留两税，但那时的截留方式比较隐蔽，通过虚实估价来获取差价收入。而到了五代，藩镇则通过派遣亲信监督租税收缴，甚至直接截留所有应上交的租赋。例如，后唐时的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就采取了完全不进户口的方式，将租赋直接用于军队自给，显示出五代藩镇对两税截留的做法已经公开化。 其次，屯田的比重有所提高。屯田在五代不仅解决了军需问题，还帮助藩镇应对流民问题。唐代的屯田主要是以军屯为主，效果有限。而五代的战乱频繁，流民问题严重，藩镇开始大规模发展民屯，除了保持军屯外，也开始依靠民屯来维持地方的稳定。 第三，藩镇逐渐控制了地方上的场院。场院制度起源于唐代，原本由中央政府管理，用于增加财政收入。唐末中央权威衰弱，场院逐渐被藩镇控制。五代时，藩镇完全控制了这些场院，获取了大量的商税收入，甚至有节度使本身也参与商业活动。这一现象显示出藩镇对商业的重视程度。 另外，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为藩镇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。五代时期，藩镇通过加强对商业的控制，派遣亲信到各地进行免税贸易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收入。有的节度使甚至直接参与经商，获取更多财富。藩镇通过这些手段获得了大量的财富，进而用于自己镇的建设或军事支出。 财富流向发生了明显变化。唐末，由于藩镇割据，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战争或地方建设。而到了五代，藩镇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，节度使的任命变得不再固定，财富也不再流向镇内，而是更多流向节度使个人。这种变化表明，藩镇的财政不仅为地方发展服务，也被节度使个人私吞。 此外，五代藩镇的行政结构也发生了变化。武人比重的提高是五代时期藩镇显著的特点。虽然唐代的藩镇也有武人担任节度使，但五代时期，藩镇的节度使和刺史更多是低级武将，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才能，往往由亲信代为管理政务。司法系统也受到了军事化的影响，五代藩镇的司法行为粗暴，甚至存在公然滥杀无辜的现象，这种行为反映了当时藩镇内部的行政管理水平低下。 五代时期的藩镇在幕府官员的任命上也发生了变化。唐代时，藩镇可以自行任命幕府官员，而五代时期，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藩镇的控制，限制了藩镇在人员任命上的自主权。后唐时期，中央加强了对藩镇的干预，逐步恢复了唐制，藩镇的独立性受到削弱。 此外，支郡的地位也有所上升。五代时期，地方政府与中央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，支郡的地位逐渐上升。五代藩镇的力量逐渐衰退，各支郡与中央的联系加强，使得藩镇的割据局面进一步瓦解。 最后，五代藩镇的内部监察系统逐渐弱化。虽然唐代藩镇有较为完善的监察机制，但五代时，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，文官和官僚的素质普遍下降，藩镇的监察体系也随之削弱。这使得五代的藩镇治理更加粗暴，法制不健全，地方官员的行为常常无法得到有效约束。
展开剩余13%总的来说，五代时期的藩镇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，财政上虽有增长，但其割据性逐渐减弱，权力结构和行政管理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最终导致了藩镇割据的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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